这就是张居正为何会得到四个自然而然的推论的根本原因，因为从汉代问题就存在，改朝换代这么多次，到了大明，问题仍然如此，几乎没有变化。
长于深宫妇人之手，不谙世事还不知民间疾苦的顶层，奢侈享乐刺激的阈值不断拔高的士大夫、无法安心耕种、田亩荒废只能贱卖给商贾的农户，这是东汉末年，也是大明的末年。
当一旦承认大明步入了老年这一事实后，很多问题选择直接面对，反而没有那么的困难，闭着眼捂着耳朵，大喊我不听我不听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张居正认为分配出了问题，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自大泽乡的怒吼之后，历朝历代民乱从无断绝之日，以儒家的孝来看待这个问题，就是刁民不肯安分守己，王师讨伐平定，但第二卷阶级论揭开了这个现实。
历代民乱，都是百姓的错吗？
就像第二卷开头说的那对父子啊，他们在田间地头终日辛苦劳作，最终又被三方朘剥，如果三方都能少一点朘剥，那是不是可以避免田亩荒废的问题呢？
在这一段，张居正又引用了汉代宰相晁错的上书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疏》，早在汉景帝年间，晁错就给出了各种办法来劝农力本，但是晁错削藩的政令，导致了七国之乱，汉景帝下旨腰斩晁错，以致于晁错的奏疏被全盘否定[注1]。
“先生这第二卷，写得好。”朱翊钧再次肯定的说道，他当然读出第二卷自然而然的推论来。
但他不是很在乎，要么成为摸不着头脑的路易十六，被群情激奋的资产阶级推上断头台；要么被颠沛流离的民乱攻破京师，吊死在后山的歪脖树上；
作为皇帝，如果连粉身碎骨的决心都没有，还当什么皇帝？
明武宗朱厚照就没有这个觉悟，他以为政治是可以妥协，政治是可以共存，他以为自己的敌人只有北虏的小王子，完全忽略了政治斗争的残忍性和你死我活，他以为可是绥靖，他在应州打了胜仗，领兵打仗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士大夫阶级的敌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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