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诞生了一个吊诡的逻辑，那就是当一个事务，可以被讨论会以何种形式失败的时候，反而可以避免这些失败，进而让失败的那一天来得晚一些，例如越是可以讨论大明因为什么而亡国，大明反而会因为规避风险，延年益寿。
万历维新，大明国力蒸蒸日上，结果侯于赵、林辅成等流，整日唱衰，惹人厌恶的同时，又拿他们没什么好办法，毕竟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
大明亡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，朱翊钧允许说老朱家的江山不是千秋万
代，甚至可以讨论为何会灭亡。
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
在王崇古看来，官厂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上层，如果官厂的上层建筑，即技术出身的管理层低于五成就会危险，低于三成就会分崩离析，而且王崇古认为，这种危险和官场是共通的，即没有实践经验、只知道空谈的贱儒比例超过五成，就会对朝廷的决策形成负面影响，如果超过七成，大明立刻咽气。
继而王崇古得到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任何一个集体，其管理层超过五成，不是来自基层，就可以准备重组了，超过七成就可以宣布没救了，等死吧。
之所以有这样的论点，王崇古认为技术的载体是人，而不是其他。
这个集体可以是任何形式，小到手工作坊，大到商帮、商行，再到朝廷国朝，都是共通的。
王崇古家里世代行商，他自己总结了集体的三个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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