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咱们的朝廷命官啊，酷爱做表和摊派。”
“今春，江西闹起了蝗灾，九江府瑞昌县的文书房一书吏，一天就做了十七份表。清丈，让书吏填表；还田，让书吏填表；核查人丁，让书吏填表；告冤，还让书吏填表；林林总总，似乎摊派和做表这两板斧，就成了万能法宝，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一样。”
“最后就形成了一个逻辑，就是重罚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
朱翊钧看着王国光，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大司徒，这是大事，好好讲讲。”
王国光面色严肃的说道：“重罚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
“上面来了令，就摊派下去，责任给到签字画押的人身上，自己则去花天酒地，要是把责任下放，事权是不是也该下放？却全然不是，书吏头都挠秃头了，手里没权，他办什么差？求天天不应，求地地不灵。”
“这种重罚必然导致，大明的吏员们，为了逃避重罚，只能弄虚作假、粉饰太平，欺瞒一时是一时，而且人浮于事，做表面文章，这就闹出了蝗灾来，去岁都说防治蝗虫了，但是压根就没怎么治。”
“这种重罚之下，必然导致一件事，那就是上面知道下面要弄虚作假，故意抬高尺码，而下面的人知道要上面抬高尺码，故意弄虚作假，彼此默契之下，这考成法自然就败坏了，这六册一账，被浩渺账册给淹没。”
王国光就江西巡抚潘季驯的奏疏，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六册一账，也批评了考成法的一些弊端，这不是说张居正之过，王国光也不需要因为言先生之过立斩，政令是政令。
一条政令，都是在不断地推进中完善的，这才是符合矛盾说中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，量变引起质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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