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生在朝也不会同意的。”王国光十分肯定的说道，也不再沉默，而是选择了以张居正朋党的身份表明立场，陛下要知识的解释权，但是时机不到，要也没用。
“正因为先生不在朝，所以才办。”朱翊钧也是寸步不让，现行的官刻本四书五经，都是朱熹那套，心学都比朱熹那套有意义，至少心学还有人讲知行合一，朱熹那套，就是完蛋玩意儿。
张居正的确反对，朱翊钧之前在讲筵的时候，曾经和张居正提到过这件事，张居正非常反对，虽然看似张居正被说服了，但张居正并没有推动，显然张居正有顾虑。
著书立说，写一本矛盾说是一回事儿，而将自己注解的四书五经，定为官刻本，兹事体大，就不得不慎重了。
“陛下，王阳明走后，其弟子多为袖手清谈之辈，乃是前车之鉴。”王国光见陛下要一意孤行，还是讲出了张居正的顾虑，不是为了身后名，是怕学问广泛传播后，被曲解，如果被曲解，还不如直接当做帝王书，束之宫廷高阁，仅供皇嗣使用。
因为对立和统一这种哲学观点，本身就很难被人接受，如果有必要，可以在翰林院进讲，没必要天下官刻。
这也是张居正的意见。
“所言有理，但是先生也说过，矫枉必过正，既然要矫正，那就做吧。”朱翊钧认为王国光说的很有道理，可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要继续推行。
朱翊钧在很多时候都要比张居正更加激进，而朝中最激进的则是谭纶，尤其是新政变法这件事上，朱翊钧比张居正更激进，做事更加大开大合，讲究大水漫灌。
这就是现在廷臣们的局限性了，他们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，来限制大明皇帝的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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