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原漫长的历史告诉所有人，任何集体，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，历史就会一遍遍的重演，而革新派，天然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，会陷入极端化困境。
一旦陷入极端化困境，就会被广泛反对，最终失败。
“从先秦时的商鞅变法到今天的万历维新，无不是如此，最终陷入了无法自我纠错的困局之中，哪怕先生主抓吏治，希望摆脱这种困局，但最终还是陷入极端化困境。”朱翊钧看着马经纶对这件事的讨论，就感觉到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。
历史上张居正的新政，到了万历七年之后，越来越激进，甚至变得极端，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，在白银不足的情况下，不失败才是怪事，万历皇帝当然不是个东西，自掘坟墓，可是革新派的极端化困境，也是朱翊钧这个新政主持者必须要摆脱的困境。
极端，就是非理性的，理性革新派，最后都会变成非理性的革新派，进入极端化困境中，无法自拔，而这个时候，保守派开始登堂入室，开始了全面反对和纠错，就成为了必然。
当理性的保守派开始对过去的错误进行纠正的时候，矫枉过正就会出现，随着世势的发展，理性逐渐消失，然后必然陷入了下一个循环，极端保守派的极端化困境。
在某种情况下，保守派和革新派都要必然面对同一个问题，极端化的困境。
极端保守派也会被广泛反对，理性革新派开始出现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可问题是，大明能经过几次这样的折腾？别说大明，就是法三代之上，贱儒们推崇的先王圣贤们，面对如此循环往复，能经历几次这样的折腾呢？
这些年，张居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了，他反对自己提出的还田令，他自己编纂的阶级论，第三卷和第四卷，压根就不肯动笔，他反对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，他甚至在反对过分的振武。
显然，张居正的这种变化，是在压制革新派向非理性的极端蜕变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