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翊钧骂贱儒，就像荀子这个儒家先贤至圣骂贱儒一样，是儒生的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儒生，是积极拥抱变化，甚至是变化本身。
事实上，历朝历代，农户们揭竿而起的时候，往往都有读书人的影子，而且是浓墨重彩，比如朱元璋手下第一功臣，李善长、刘伯温等等谋士，没有李善长，朱元璋也就是个割据一方的诸侯，成不了大业。
比如台州府南湖书院的教谕沈仕卿，他看到了佃户遭受不公的时候，选择了帮助。
农民的反抗，普遍具有局限性，可是这些农夫们有了读书人的帮助，局限性就会在运动中，逐渐被修正。
读书人往往能够让穷民苦力的反抗更加富有成效，更容易成功，穷民苦力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力量，但是不知道如何释放。
所以，普遍受教育权和反抗权是完全绑定在一起，只要还在普及教育，那么就要在博弈中对底层让利，否则能够正确引导百姓力量的读书人们，就是大明王朝的催命符。
推行普及教育，就是在保证分配合理性的基础。
一旦某天普及教育不再被重视，甚至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，那就要警惕，已经被历史洪流所逐渐淘汰的宗族、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、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等等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，借尸还魂。
“朕其实能做的不多，只是希望人活着像个人，仅仅是像，就已经很难了，但朕还是想做到，写到大明会典里，就是朕对万民的承诺，这是人权的一部分。”朱翊钧再次强调了这是人权。
人权就是：人活着就该拥有权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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