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说做大臣，以道义事君王，如果行不通，就停止，因为君上不准，再继续说，就僭越了，还会引起君上的反感，反而让君上无法接受正确的意见了。
这种不可则止之风，到了明清两代，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，到了鞑清，那更是一个错字都不能提，文字狱的刀，砍得了小民，也砍得了重臣。
比如《孟子·万章》曰：君有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去。如果实在是不听，就不要劝谏了，直接离开。
这其实反映出了君权和臣权之间的矛盾，臣子遇到不听劝的皇帝，只能消极逃避缺少主动纠正，臣子并没有好的办法，来限制君权的任性。
《荀子》中，有着完全相反甚至是大逆不道的表述：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。道义在君、父之上，所以后来荀子就被开除儒籍了。
张居正一听皇帝又讨论这个，立刻头大了起来，‘朕有惑’这三个字在他的眼前不停的闪烁着，他左右看了看，群臣皆是面面相觑，显然，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过陛下铁锤的臣子们，多少有点无法接受陛下如此直白的询问。
大臣们这才知道，元辅这哪里是独占讲筵！分明是自己一个人替所有人承担了这不可名状的压力！
道义和君父孰轻孰重的问题，是可以讨论的吗？不是只要喊忠诚就够了吗！
“陛下，这会儿监刑，要不看看案子？”张居正想了想，选择了看一看帝鉴图说的逃避之法。
这是孔圣人和孟圣人给的办法，回答会犯错误，逃避不是耻辱。
这个问题，张居正说道义重，那就是以万历维新天功欺负皇帝；张居正说君父重，那就是睁着眼说瞎话，欺君之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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