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翊钧皱了下眉说道：“立场大于是非？”
“对的，立场大于是非。”侯于赵非常肯定的说道：“就像有人非要弹劾戚帅、元辅、次辅一样，事情的是非、真假，有的时候，也不是那么重要。”
朱翊钧沉默了许久，仔细思索了下侯于赵的说法，侯于赵说的是有很多道理的。
人们总是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习以为常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就像是老农不会教人用锄头，老农会觉得谁还不会用锄头？就有士大夫去种地，锄头锄到脚的。
很多时候，也不是官吏们不忠诚，不告诉皇帝，而是他们习以为常，觉得没必要在宝贵的奏疏上浪费笔墨。
金瓶梅里，世情诚极洞达，写恶霸、写地痞、写流氓、写帮闲、写吃绝户、写宿妓、写嫖院、写夺人妻妾、写通奸偷情都是极其细腻和生动的，人物心理、场景，栩栩如生，比如潘姐姐的葡萄架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可是一旦涉及到了官僚的部分，比如东京城里蔡京蔡太师，内容立刻就空洞了起来，搞得过寿跟土财主送礼一样，认了义子就立刻鸡犬升天了一样。
同样，曹雪芹写红楼梦，那真的是把世家大族的那些弯弯绕绕，写尽了，可是让他写刘姥姥生平，曹雪芹也写不出来。
所以下情上达，不仅仅是信息流通的问题，还有身份的问题。
皇帝还是握着阶级论，用阶级叙事、和阶级立场去判断一件事，反而会更加准确的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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