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次，人们发现自己对土地和国家的关系认知上，居然是如此的浅薄。
多少耕地能承担多少人口，多少人口能承担多少赋税，这些赋税又能支撑怎样的食税阶层，原来都是可以以计算出来的。
甚至，一个帝国，能有效统治的地域大小，也跟土地的生产息息相关。
苏轼的名声再上一个巨大的台阶，他门前排队求见的人已经堵住了两条街道。
这使得来宣旨的太监和翰林院学士惨了，一路挤过来，衣服也乱了，帽子也歪了。
一日三诏，之前只有太宗和寇准享受过的待遇。
“行了，让苏学士出来接旨吧！”太监忍着一身汗，气喘吁吁的对苏轼的弟子说。
“贵官，家师说了，不奉诏。若此时得官，就是炒作名声，与初心不符......”
“甭废话，起码形势走一下我们好回去交差啊！三辞三让，总得给我个信儿，下次把苏学士想要的拿过来。”
说话的是秘书省的蔡旻，前任三司使，大书法家杭州知州蔡襄的儿子。
他如今给秘书省当正字，其实就是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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