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伙羡慕异常，到底是家学渊源，拿出点东西来就能惊世骇俗。
文章传播的很快，连学正手里都有一份。
这种纵向对比，横向解剖式的数据分析，已经超出了大家以往研究经义的惯常思维。
宋人是喜欢求新求变的，一种新的思路出来，大家也想借鉴，然后搞点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文人想要在圈子里立足，有几条道路可选。
其一，天生奇才，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一般。你写个诗、作个词，能受万人追捧。
其二，你懂经义，不但会考试，还会辩经，能像章惇、周敦颐、王安石那样，写一部自己的四书新解。
这两个方向极其艰难，一个是生下来有就有，另一个是别人说你有你才有。
还有第三个方向，就是谁能创新性的发表出来治世之良策。
从国朝第一位宰相赵普开始，宋代的相公就必须是搞治国的战略家。登台拜相的前提，那就是能写一份让皇帝和朝廷重臣都非常认可的“某某疏”。
比如范文正公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、韩琦的《论备御七事奏》、王安石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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