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够了。”我说。
她盯着我说：“按规则不够，一首诗不是核验材料，不能作为判定依据。六十一分就是六十一分。”
“我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要半夜坐在这儿问我。”
她没有说话。
“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你只是需要一个活人来替你确认一遍。”
她低下头看着桌面，台灯的光照在她头顶上那两个丸子头上，发丝毛毛的，那一刻她不是判官了，也不是那个在审判席上说闭嘴的人了，她就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，被塞进了一套不该属于她的制服里，手里握着一支笔，签下了一些不该由她来签的名字，然后在某一天夜里发现自己忘不掉一首关于薄荷的诗。
“我判完他之后去了一趟他家那栋楼，”她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，“上了楼顶看了一眼，那盆薄荷还在，不过不在他的阳台了，在楼上邻居的凉台上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透绿透绿的，今年长得很好。”
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，我们谁都没说话，她把放在膝盖上的手重新叠到桌上，松开又叠上，那个反复的小动作出卖了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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