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这五个问题，统统指向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鞑清的先天绝症，满汉之防。
但是雍正还是允许了这样的讨论，并且亲自下场辩经，曾静一直活到了雍正十三年十二月，雍正死后第三个月，曾静这个大逆不道的‘逆贼’，才被乾隆皇帝给凌迟处死，而乾隆更是违背父训，对《大义觉迷录》进行了文字狱式的禁绝。
大义觉迷录在雍正七年成书后，就被大肆刊发，雍正皇帝更是要求公家朝廷上下、地方官吏人手一册，所有地方官、学官都要对大义觉迷录的内容进行讲授，实在是印的太多了，无论如何封禁都无法阻止其传播了。
在乾隆看来，大义觉迷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没有人会看雍正皇帝说了什么，而大家更在意曾静说了什么，最终导致普遍的、大规模的对鞑清王朝的质疑。
雍正皇帝勇敢的面对了满汉之防的先天绝症，他没有逃避问题，更没有斩首抄家一了百了，甚至推波助澜，深入的讨论了这个问题，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
但乾隆选择了捂嘴，捂嘴当然简单，但捂嘴就是逃避，捂嘴的结果就是这个先天绝症，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。
每一次的改革，维新，都会有这种意见篓子，允许这样的意见篓子存在，是直面问题的勇敢。
出现问题，只有面对问题，才有可能解决，逃避，只会让问题深入骨髓之中，成为绝症中的绝症。
朱翊钧允许意见篓子们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他对讨论的界限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限定，他物理下头了陈友仁，不能美化倭寇的暴行，就是朱翊钧唯一的界限。
行之者一，信实而已，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，只是朱翊钧的美好愿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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