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学能够成为显学，成为统治阶级奉为圭臬的原因，就是这种道德约束肉食者，刑罚约束生产者的拉偏架，儒学依附于统治阶级存在而存在，而统治阶级天然拥抱儒学，儒学是一种上佳的统治工具。
朝臣们也有点想不明白，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头子，为何要否认儒学，还要编纂《诸子汇编》。
而李贽等人讨论的自由，确切的说让人真正做人的有限自由，包括对世宗、先帝的批评，都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局。
其实李贽这些人，更像是法家，追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教旨法家，试图用社会契约这种东西，来强约束统治阶级的行为。
比如商鞅就明确提出：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制定好的法律规则不能被普遍遵守，是因为律法的效力，被自上而下的破坏和践踏；
比如韩非子在有度篇里讲：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。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。
就是说法律、规则不能阿附权贵，墨线不向弯曲的地方倾斜，法令之内该惩处的行为，智者也不能逃避，勇者不敢抗争。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，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，和儒家刑不上大夫的主张完全不同。
“石总督，陛下只是想要大明百姓们能喘口气而已，陛下让他们大放厥词，也是希望能通过规范自己，以为则，而矫上之失，诘下之邪，进而规范天下肉食者而已。”张居正解释了清楚了陛下这么做的原因。
以身作则，已经是陛下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，就像是霞飞街上的那些僭越的奢靡之物，陛下都没享受过，这帮人怎么能享受！这就是僭越！
陛下都不敢违背的公序良俗，陛下之下的阶级，更不能违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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