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个问题，景宁帝引用《周易·革卦》“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问：治理国家，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选择“变革”，什么时候选择“不革”？怎样才能像汤武那样，让一场变革被称为“顺天应人”？
这个问题确实分量极重，回答得好，是“明君圣主”；回答不好，就可能被视为“离经叛道”或“顽固不化”。
袁易的奏对非常谨慎、周密、深刻。
他首先否定了激进、盲动的变革思想，将变革置于客观规律之下。
他提出了“革”的必要条件：当察天道之变，观人心之向。
他又强调“守常”的同等重要性，日常治国尤重“不易”之理，不能只谈变革，而忽视了常态治理中需坚守的根本原则。无论制度如何微调，爱护百姓、敬畏规律这个核心是不能变的。
他总结了方法论：揆诸天理，验于人心，顺势而为。
他指出了终极目标：崇德广业，天下安宁！
袁易的奏对，可以概括为：治国之道，要在守常与变革之间取得平衡。常态下要坚守仁爱百姓的核心原则；只有当旧制度腐朽、违背天理人心时，才应果断变革。而无论变与不变，其判断标准都是客观规律和民心，最终目的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。
这番奏对，准确地抓住了“变”与“不变”这对核心矛盾，并给出了一个系统的、辩证的框架，证明了他具备从宏观层面思考国家命运的能力。整个论述牢牢建立在儒家经典《周易》和儒家核心思想之上，思想既不失锐气，又完全在正统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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